產于福建武夷山的大紅袍,是最為知名的烏龍茶品之一,也是烏龍茶中的極品,被稱為“茶中之圣”。大紅袍生長于武夷山巖石夾縫之中,是野生茶樹,品質極好,含有桂花香。大紅袍茶好,而關于大紅袍的民間傳說更令它增色不少。下面就針對四種關于大紅袍的傳說進行一下辨析。
一種傳說是“皇后治病說”。據說皇帝聽中考舉子說武夷山的茶能治病,就命人帶些人馬回天心寺采得仙茶給疾病纏身的皇后治病,傳說皇后飲后病即痊愈。其實,“皇后治病說”純屬無稽之談。因為即使是從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即南宋的杭州出發,依據當時的交通條件,從皇后“突然得病”到找到“大紅袍”治好病,起碼也要花費幾個月時間,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。
第二種傳說是“縣丞祭茶說”。據說清明節前,驚蟄之日,大紅袍樹下就會由政府官員在這里舉行祭茶儀式。祭祀完畢,縣丞會脫下自己身上的紅袍給半山腰上的茶樹披上。大紅袍就由此得名。仔細推敲,這種說法也十分牽強。因為雖然武夷山自古就有祭茶的習俗,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格的著裝禮制。所以,這種說法也不可靠。
第三種是“猴子采茶說”。這種說法流傳很廣。據說每當采茶之際,祭天之后,因為大紅袍茶樹生長在懸崖之上,人不能上去,于是就讓猴子穿上紅色的坎肩,爬到絕壁的茶樹之上采摘茶葉。所以廣東話把這種猴采茶稱為"馬騮茶"(廣東人管猴子叫馬騮)。由于數量稀少,采摘困難,這種茶在市場上價格非常昂貴。認真推敲起來,這種說法也不合理。“大紅袍”雖然生長在巖壁上,但怎么著也不至于高不可攀,況且早在3000多年前,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,怎會對區區幾十米巖壁束手無策呢?無疑,“猴子采茶說”嚴重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。
第四種是“狀元報恩說”。這種說法看起來最為合理。據說明朝初年,有一個舉子趕考路過武夷山,突然中暑昏厥路邊,后被天心寺僧人所救,以茶入藥為其治療。這一舉子病愈后高中狀元,之后回天心寺報恩,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,而是茶葉,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,以表謝恩。“大紅袍”故事從此不脛而走。靖難之變后,朱棣為追殺建文帝,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,胡瀠到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,愛喝茶的胡瀠聽了“大紅袍”的故事,便請旨敕封,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,并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“大紅袍”。
這種說法合理的因素有幾條。
首先是關于服飾的。大紅袍,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袍服。在中國服飾的發展史上,穿著大紅色袍服的主要見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時期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。在公服穿著上,明朝廷明確規定“一至四品著緋袍,五至七品青袍,八、九品綠袍。”其中“緋”就指的是大紅色。因此,明以后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。由此可以推測出“大紅袍”茶出現于明代,并且可能與當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聯系。
第二是命名的時間。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“大紅袍,民國三十二年,吳石仙題”的記載,因此推斷“大紅袍”得名至少在1943年以前。蔣希召先生于1921年寫的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記》中曾有“如大紅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數兩耳”的記錄,由此推斷,至少在1921年以前,武夷山就已經有“大紅袍”茶了。而清朝道光年間,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《一斑祿·雜述》(公元1839年)卷四里曾說:“……若閩地產‘紅袍’建旗,五十年來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,即指建寧府(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);“旗”,指的是茶(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、槍,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槍”指代茶葉),按照“五十年來盛行于世”推算, “大紅袍”在清朝初年就已名揚天下。這段文字的發現填補了清朝“大紅袍”文字記載的空白,把“大紅袍”有據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由此可以推斷出大紅袍茶應誕生于明朝,與狀元報恩說相符。
第三是史料的考究。近年來,隨著“大紅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樂禪寺佛 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,為“狀元報恩說”、“大紅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。1991年,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,工地挖出了兩個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。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在明代受過朝廷的敕封!睹魇·胡瀠傳》記載明成祖廣泛“頒御制諸書”敕封寺院宮觀,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“永樂”字號。史書上還記載了胡瀠“十七年(公元1419年)復出,巡江浙、湖、湘諸府”,在佛教古籍《瑞巖實錄·詩偈》(清釋元賢著)中更有胡源潔的《夜宿天心》詩:
云浮山際掩禪院,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幽徑不寒林影下,紅袍味里夜可無?
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,徹夜品飲“大紅袍”的情形?梢娫诋敃r,即明朝初年的時候,天心寺的茶就已經冠上了“大紅袍”之名。這些事實與“狀元報恩說”幾乎吻合。
第四是圣旨敕封。圣旨是古代最高規格的文書,頒發給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的。圣旨碑,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筑的構件,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,以告訴人們這里曾經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。但為什么天心永樂禪寺會有兩個幾乎一樣的圣旨碑呢?另一個是否就是“狀元報恩說”中提到的朝廷對“大紅袍”的敕封呢?據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,“狀元報恩說”原記載于《天心寺志》。后來寺志失傳于民國戰火,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。 “狀元報恩說”和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,更具有歷史性、文化性、邏輯性、書面性,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的文獻,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。因為故事情節、時間、人物、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,并無走樣。
綜合看起來,依據上述考證結果,在四種比較流行的傳說中,“狀元報恩說”是相對比較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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